幻灯二

1982年2分硬币回收价格(邓颖超成长故事1982年,邓颖超逝世北京前,留下两份朴素的遗嘱,为何不被执行?)

邓颖超逝世于1992年7月11日,在她逝世10年前的1982年,为了让自己的死亡从容些,也为了让自己身后事不存在手忙脚乱,她特地写下两份遗嘱,一份交给党中央,一份交给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按理说,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夫人,又是为新中国立下卓越功勋的老革命家,邓颖超的遗嘱遗志,应当是完全遵照,不折不扣地执行的。可是,为什么在邓颖超病危前和离世后,这两份遗嘱都未得到很好的执行呢?

这不是组织的疏忽,也不是因为身边工作人员的阳奉阴违,而是祖国、党和人民都爱她爱得深沉。

邓颖超的一生,犹如新中国女性的指路明灯,不仅光亮了革命道路,还推动了中国的女权运动。

邓颖超与周恩来,他们的相遇、相知、相守,像是一幕开始到结束,都是美好的故事。

邓颖超是广西南宁人,1904年出生,父亲是前清武官,曾做过光绪帝的御前侍卫。但优渥的生活,并没有常伴着她。

在邓颖超小时候,邓父因官场斗争问题,被流放到新疆。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幸福、健康的成长环境,邓父、邓母一商量,就让邓母带着年幼的邓颖超,一路流亡,来到天津定居生活。

1915年,邓颖超11岁,隐瞒自己的真实年龄,自作主张地报考了天津女子师范预科。这样的教育机会,她表现得格外珍惜,凭借着自立自强,学到了很多知识和思想,自己塑造了自己的灵魂。

周恩来与邓颖超,初次相识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。在“爱国、进步、民主、科学”的精神下,他们缔结了纯洁、纯粹的革命友谊。

10月10日,天津各校学生和各界人士,齐聚南开大学操场,举行中国共和8周年的纪念会。

纪念会开完,大家挥舞着“中华万岁”、“热心爱国”等小旗子,走向大街游行。刚走上街头,数百名警察就满脸凶悍,手持着不知装没装弹的枪,野蛮地冲向游行人群。

面对军警蛮不讲理的阻挠和殴打,邓颖超高喊着“军警也要爱国”、“禁止使用暴力对待爱国学生”等口号,冲到最前面。

游行人群冲向警察厅,以周恩来等4人为代表,向直隶省警察厅长进行质问,但对方直接选择不见面,而是派出个代表敷衍了事。

邓颖超的英勇,周恩来看到了;周恩来的表现,邓颖超也看见了。此后数月,接连爆发大规模的游行集会,都是由邓颖超、周恩来牵头的。

1920年,周恩来出狱后,赴法留学;邓颖超则在北京师大附小,做教书育人的老师。

1924年9月,周恩来从法国出发,经过一个多月的远渡重洋,终于回到祖国。

虽说周恩来出国多年,没有和邓颖超在一起,但是两人一直是有频繁的书信往来。两人的情侣关系,在1923年,一位在法国,一位在中国时,就确定下来。

周恩来是独身主义的忠实拥护者,但遇到邓颖超后,却主动给予了热烈且深沉的感情,并渴望得到回应。

1925年7月,就在邓颖超被天津反动派当局通缉的时候,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姻得到组织的祝福和同意。

结婚后,两人携手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革命相爱史,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他们共同所追求的。

1967年2月,每年的例行体检中,周恩来查出有心脏病。为何会患上心脏病,只要稍微了解周恩来的人,都想得到:长期通宵达旦的工作,就算是铁人也受不了,身体不出现问题才怪。

即便是身体出现重大问题,周恩来还是坚持工作,秘书工作完休息了,他还在写材料,批阅文件。

1967年9月24日,周恩来对枕边人邓颖超感慨道:“一到早晨八点,精神就不行,手发抖。”

之后,周恩来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,又患上癌症,但邓颖超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。重病在身,周总理还在坚持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。

1976年1月8日9点57分,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,走完78年的人生旅程。

关于死亡,周恩来看得很开,几乎是直视;关于身后事,他看得很淡。他对妻子邓颖超等人,多次强调:“我死后,骨灰不要保存。葬仪要从简,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。一定不要特殊化。”

周恩来的身后事,邓颖超给他办得极好,完全遵照他的个人意愿,没有提出任何作为相处数十年的妻子的个人请求。

周恩来追悼会结束后,邓颖超用颤抖着的双手,打开骨灰盒,亲手将骨灰一捧一捧地分出,分进四个文件袋。

邓颖超带着四份骨灰,在夜色中登上飞机,在北京、密云水库、海河、黄河入海口四个地方,全部撒掉。周恩来总理,完全融入进祖国的江河大地,永远跟他热爱、热爱着他的人民在一起了。

周恩来的遗愿是如此,邓颖超的遗嘱内容那样也是正常的。周恩来的身后事,有邓颖超严格遵照其遗嘱,帮忙操办;那被遗留下的邓颖超呢?邓颖超和周恩来夫妻多年,没有孩子,因此她将写好的遗嘱,将身后事和遗愿,托付给党中央和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第一份遗嘱,是写于1982年的6月17日,是在1978年7月1日建党节,邓颖超给党中央写去的一封信的基础上,抄写并扩充的。

当时的邓颖超,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,在政府内、党内,都有着崇高的地位。她的遗嘱和意见,不能不被重视。

中共中央:

我是1924年在天津成立共青团的第一批团员。1925年3月天津市委决定我转党,成为中共正式党员。人总是要死的。对于我死后的处理,恳切要求党中央批准我以下的要求:

1.遗体解剖后火化。

2.骨灰不保留,撒掉,这是在1956年决定实行火葬后,我和周恩来同志决定的。

3.不搞遗体告别。

4.不开追悼会。

5.公布我的这些要求,作为我已逝世的消息。

6.我所住的房舍,原同周恩来共住的,是全民所有,应交公使用,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,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。

7.对周恩来同志的亲属,侄儿女辈,要求党组织和有关单位的领导和同志们,勿以因周恩来同志的关系,或以对周恩来同志的感情出发,而不依据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给予照顾安排。

这是周恩来同志生前一贯执行的。我也坚决支持的。此点对端正党风是非常必要的。我无任何亲戚,唯一的一个远房侄子,他很本分,从未以我的关系提任何要求和照顾。

因为我认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,所做的工作和职务也都是党和人民决定的。

这份遗嘱,7个要求里的最后2个,是在1982年新增加的。1992年7月12日,《人民日报》公布了这份遗嘱。

邓颖超的遗嘱,并未得到严格的执行。因为邓颖超是新中国的伟大女性之一,她的身后事,必须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和党员干部的呼声想法,所以中共中央没有完全按照其遗嘱照办。

邓颖超去世的第一时间,《人民日报》就发布相应讣告,其遗嘱也被公之于众。同时中南海西花厅,设置好邓颖超的灵堂,供深爱着她的群众前来吊唁;应日本国内民众要求,中国驻日大使馆,也设下了灵堂。

八宝山革命公墓,也举行了邓颖超的遗体告别仪式。邓颖超的丧服,是她生平特别叮嘱要穿的黑色华达呢西服,这是六十年代的衣服,外表看起来干净整洁,里面却是各种布打成的补丁,裤腰上还有个破洞。

这是周恩来追悼会上,邓颖超送别他的衣服,所以她也想穿着这件衣服离开人世。

邓颖超的骨灰盒,是周恩来用过的骨灰盒。这个骨灰盒本就不是最好,只算二三流的。邓颖超拿回这骨灰盒后,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,要保存好它,自己死后也要用。

大家不解:“大姐,骨灰盒才几个钱?公家出钱给买一个用吧。”邓颖超露出不悦的神色:“不行,要节约。公家出钱买,那不是人民的钱吗?就算你拿我的工资去买,那也是人民的钱!”

听到这话,大家无不用衣服挡着眼睛,擦拭着将要流出的泪水。

第二份遗嘱,是在1982年11月5日,邓颖超亲笔在两页普通信纸上写好,交给身边的6个工作人员,希望他们能办妥。

由于没有孩子,也没有亲人在身边,所以邓颖超把这些事情交给,堪比血缘至亲的身边的工作人员。

这份遗嘱是没有公开发表的,开篇题目就是:委托下列同志办的几项事。下面接着6个名字:杨德中、李琦、赵玮、张佐良、高振普、周秉德。

邓颖超委托这6位同志,组成一个小组,杨德中主持,赵玮从旁协助,处理自己病危和离世后的相关事宜。

这6位同志都是干嘛的呢?他们大都与晚年的邓颖超有密切的交流,见得多,接触得多。

杨德中是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、中共中央委员;李琦,曾是周恩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,当时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;

赵玮,追随邓颖超多年的秘书,不是亲女儿,胜似亲女儿;张佐良,担任过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保健医生和警卫秘书;

周秉德,周恩来三弟周同宇的长女,当时是《华声报》副社长;高振普,周恩来曾经亲密无间的卫士,当时应该是中央警卫局副局长。

遗嘱中,邓颖超要求他们:

在我患病急救时,万勿采取抢救,以免延长病患的痛苦,以免增加有关组织、医疗人员和有关同志的负担。

我得病的时候,或我临死的时候,千万不要抢救,那时候抢救没有什么意义,只能延续那么一两天的生命,搞得医生和病人都痛苦。我看报纸上说美国有一个安乐死医院,人老了,该办的事都办完了,就可安静地没有痛苦地死去,我看这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!

邓颖超认为,丈夫周恩来去世了,自己能为人民和国家做的事情也做完了,了无牵挂了,不如早点去见周恩来总理,若是能见到的话。

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先生,都是非常浪漫的人。

周:你的信太过官方,都不说想我。

邓:周总理是大忙人,哪有时间来想我。

周:闲人怎么知道,忙人多想闲人。望你珍摄,吻你万千。

邓:情长纸短,还吻你万千。

旁人读起,也是感慨万千,深深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炽热爱恋。

周恩来生前,曾深情地对邓颖超说:“我这一生都是坚定不移的唯物主义者唯有你,我希望有来生。”

邓颖超交托给6人的遗嘱,他们怎么会,又是怎敢遵照啊。不只是他们不敢出面决定,按照她遗嘱所作;任何人,任何组织都不敢来实现。

1991年7月27日,邓颖超发起了高烧,出现了肺炎症状,住进了北京医院的重症病房。在此之前,她进食都是困难,曾强打起精神说:“不要再抢救我了。”

可是,没有一位医生和领导肯这样做!这样做了,那就是遗臭万年,将被人民唾弃。

眼睁睁地看着邓颖超死去,而不救治。对得起邓颖超,对得起周恩来,对得起党,对得起人民,对得起政府吗?

因此,邓颖超的主治医生打起十二分精神,尽全力抢救这位“国家老人”。医生提出,要给邓颖超造一个胃漏,就是在胃上打个小口子,这样起码能延长她一年以上的生命。

主治医师将此打成一份报告,交给中央政治局,中央政治局统一。1991年8月1日,建军节当天,邓颖超进行手术,手术很成功。

可是不到1年时间过去,1992年7月1日,邓颖超再次陷入生命垂危之中,但众多专家还是进行了会诊抢救,最终无力回天。

因此,她最后还是未能实现第二份遗嘱中的“安乐死”,未能成为这一移风易俗的带头人。

邓颖超与周恩来是曾有过孩子的,但因国内形势危急,为了不影响革命运动和牵连他人,他们选择将这孩子打掉;打掉之后,邓颖超第二次怀孕,孩子也没保住。从此以后,他们俩就再没有过孩子,但这丝毫没影响周恩来、邓颖超之间的感情。

虽然没有亲生孩子,但邓颖超和周恩来,把全中国的孩子当作自己的亲生骨肉看待。周恩来常忙于国内和国外的大事,邓颖超将则中国教育和中国儿童,作为终生奋斗的事业。闲暇之余,两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保育院,见小朋友。

在抗战时期,邓颖超就用7年时间,创办了大大小小53个儿童保育会,收养了近3万名,因战乱流离失所的孩子。

《新华日报》曾记叙邓颖超的这样一句话:“不仅要救济儿童,还要培养儿童以坚毅的精神,让他们以后成为建设新中国的主人。”

没有亲生孩子,但视邓颖超为母亲的孩子千千万万。一句“邓妈妈”,一生的“妈妈”。邓颖超追悼会上,嘴里、心里喊着“妈妈”的人数不胜数。

邓颖超的“头七”刚过,她的骨灰就由赵炜捧着,来到天津,撒进海河,回归她的第二故乡,与周恩来总理再次相遇在这初识的地方,永远在一起。自发送行的天津市民数十万,岸边河里的轮船汽车,全都拉响了汽笛声。

一个人,两份遗嘱,一座丰碑。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先生千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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